• 浅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通过之后的刑事法治背景下,我国对待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又进一步加强,主要聚焦在贪污贿赂犯罪治理上。而在分析了其背后的法理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得知修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为了做到罪刑责相适应,加大其处罚力度是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经过分析后发现,此次的《刑法修正案(九)》仍有些许不足,但可以通过终身监禁的司法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对象“非物质性利益”的立法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的理论完善,以期更建设性地弥补反腐制度的不足、增强对腐败的惩治的立法目的,使我国反对腐败的事业能够更好地进行。   论文关键词 立法 定罪量刑 反腐败 量刑阶梯   一、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改与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的颁布对于我国腐败犯罪的治理与惩处将是突破性的变革,这也和我国近年来重拳出击惩治腐败现象是密不可分的,进一步完善了反腐败刑事政策的配套法律规定,也是顺应世界反腐败的潮流,接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趋势,总之,此项修正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不断加大惩戒腐败力度,反腐败刑事政策正在逐步完善,我国也正向着建设一个廉洁透明公正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迈进。   (一)《刑修(九)》中犯罪类型的新设,填补了行贿罪的立法上的空白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重点放置在对在职或者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人的身上,对于此类人凭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及能够产生的影响,索贿和受贿,专门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此扩大反腐的范围,增强反腐的力度,由此构建的反腐法网并没有对此类行贿的行为进行犯罪化的规制。但是随着《刑修(九)》的颁布,在其第四十六条规定中,明文明确将向能够对在职的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造成影响的亲戚朋友行贿的纳入行贿罪的规制范围内,将此类行贿行为的定罪处理,弥补了作为典型的对合犯的行贿与受贿的缺口,弥补了当初《刑法修正案(七)》在这个问题上的疏漏。   (二) 《刑修(九)》取消贪污贿赂以“具体数额”界定刑罚等级的模式,定罪量刑要素着重于同时考虑概括性“数额”和“情节”   贪污贿赂罪规定于现行刑法的第八章中,受贿罪的处罚是以贪污罪的规定作为参照的,所以既然贪污罪在新颁布的《刑修(九)》第四十四条已经得以修改,自然受贿罪应该受其效力影响。现行刑法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定刑的判定是以贪污的具体数额来划分,具体表现为十万元、五万元和五千点三大节点划分四类,该规定可以溯 威尼斯官方网址官网诚信经营,信誉安全可靠,威尼斯人登陆网址因为有着最资深信息团购和活动而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威尼斯人百家乐是正式注册的网上娱乐公司, 威尼斯官方网址打造为最具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现金棋牌网站至1998年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一刀切”的方式固然明确便捷。但现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贪污受贿出现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犯罪形态,仅仅以简单地“具体数额”来划分刑罚的轻重登记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在罪刑责相适应的原则的指导之下,《刑修(九)》规定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们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这种情形,保留无期徒刑和死刑的适用。   (三)《刑修(九)》添加了对贪污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的罚金刑,在经济方面加重对犯罪人的惩罚力度   修(九)》罚金刑的增设主要存在于贪污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三大类型的犯罪,表明了立法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让行贿者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降低其再次犯罪的几率。具体地说,涉及到贪污受贿罪,按照《刑修(九)》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罚金刑同时适用于贪污罪和受贿罪,无一例外。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当中,以下情形下适用没收财产 只要是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贪污数额无论是十万以上还是五万以上,都可以没收财产。此外,没收财产还可以按情节轻重来划分,主要是 1.情节特别严重而处以死刑;2.情节的严重程度达到特别严重级别,因而处以死刑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对犯罪人的经济制裁,而此次修正明显在对犯罪的惩罚范围上特意进行了扩展。譬如在行贿罪方面,对其类型的修改,在条文上主要涉及的有“对单位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以及“行贿或单位行贿罪”。并且按《刑修(九)》第十条规定,现行《刑法》第一百六十条当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数额巨大”而“并处罚金”的规定不仅仅是“数额巨大”才能构成, “数额较大”同样会满足并处罚金的要件,即这两种情形并不影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并处罚金的处罚的适用。修正案第四十四条到第四十九条分别对应地在“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中都明确规定了并处罚金刑。而有关介绍贿赂罪,主要见于《刑修(九)》第四十八条,增设并处罚金刑。总而言之,一旦将并处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夸大,意味着刑罚的加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相应地就增加了犯罪成本,很大程度上会自然地降低了犯罪者的再犯的几率,促进刑法的预防功能的实现。   (四)《刑修(九)》对贪污受贿犯罪以及行贿罪的量刑情节进行了调整   立法方面有关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情节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修正案第四十四条,按照此条规定,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较重情节”,只要犯罪人有法条规定的法定的从宽情节,就可以享受处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的待遇;在另外三种法条规定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下,可以从轻处罚。该修正案第四十五条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还包括行贿人能够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如果犯罪人犯罪情节不重的,并且其检举揭发行为对重大案件的侦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其他重大立功同样可以从宽处理。整体来看是将行贿的法定从宽情节的范围缩小了。   (五)《刑修(九)》为重大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分子设立了 “终身监禁”   根据《刑修(九)》第四十四条规定,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如果特别严重,处以死缓的,法院可以在死缓执行期满后视情况决定减为无期,终身监禁,并且不能够减少刑期或者假释。说明《刑修(九)> 并没有改变刑法固定的主刑和附加刑体系,是与犯罪人执行死缓两年完毕,以“不得减刑、假释”的手段来人为制造了一个“刑种”,就是创造了“终身监禁”,放置在死缓之后,能够减少刑期、假释的无期徒刑之前。其初衷在于防止死缓类的犯罪人在实际的服刑过程中刑期过短,以免造成死刑惩罚太重,判处生刑国轻的不公。  (六)《刑修(九)》对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作了改变,新设资格刑   根据《刑修(九)》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法定刑得到了调整,其依据是情节的轻重的不同划分。第一,由轻及重地排列法定刑,以数额和情节为标准。《刑修(九)》既考虑情节,又考虑数额,区分数额和情节的严重程度,严重或特别严重,以由轻及重地排序重新排列法定刑。第二,《刑修(九)》对法定刑的适用区间和针对不同情形的高低作了重新的规定现今刑法中对法定刑的轻重列举如下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刑修(九)》对法定刑的设定更加简单明了和有秩序的,典型的自由刑与死刑尤为明显,其整个的法定刑都已经实现了衔接上的无缝对接和区间上的有序转换,而法定刑的具体数字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第三,资格刑还体现在《刑修(九)》对《刑法》第三十七条中对刑事处罚的免除和非刑罚处罚的措施的设置,刑法在非刑罚处罚措施方面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具体而言,若犯罪人因利用“职业便利” 或“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而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都可以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相关职业。换言之,贪污受贿犯罪的主体只要被判处刑罚的,都可因其利用“职业便利”或不符合对其职业的要求产生的特定义务,其处罚可以是禁止特定期间内不得从事与其相关的职业。或者说,犯罪人只要是被定为贪污罪,就有可能受到资格刑。公安机关有权对违反裁定的犯罪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加以处罚,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评析《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情节犯的内涵的恰当解释   现行的刑法以具体数额来对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分等级,虽然操作起来十分简单方便,但是并不能掩盖其不足之处 1.现今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二十几年前相比变化显著,同时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旧有的规定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2.贪污的数额在很多情况并不足以说明贪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还应当考虑贪污手段等等多种因素,仅仅以具体数额简单适用违反了罪信相适应原则;3.基于地区发展差异,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的数额标准的认定参差不齐,及其混乱,反而失去了以具体数额来统一标准的功用。对此有学者明智指出,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受贿案件依照“数额”定罪量刑,而其他情节处于并未完善的辅助地位,定罪量刑就一方面呈现“唯数额论”的倾向,另—方面又失去“数额”所具备的便于操作和限制“自由心证”的功能。然而,《刑修(九)》新规定也并不是完美的,避免标准过于僵硬,又要设定“自由心证”的边界,取决于我们队情节犯理论的理解和应用。   情节犯在我国的犯罪类型中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是指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作为认定犯罪成立或既遂的犯罪的类型,根据统计可知,情节犯在我国刑法中涉及的规定有93个。广义地说,从我国《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表可知,只要是既遂犯罪,都纳入到情节犯的范畴;狭义而言,对情节犯的特征描述见于对情节打严重程度的描述。支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学者和提倡刑法明确性的学者都对情节犯持否定的态度,主要是缘于情节犯本身具有的开放性描述,极易导致法律规范不确定又模糊。但是考虑到立法理念技术,情节犯在现实无限性面前,语言局限性做出的最佳让步。情节犯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刑法的稳定性和明确性以及多变的社会和灵活的司法。所以,《刑修(九)》对具体数额的抛弃,对相对数额的采用,使得“数额”和“情节”并重,这同样也是情节犯理论在立法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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